高校教师2034年达峰，10年后需求萎缩，未来读博任教还是另寻出路？

深夜十一点的书房，唯一的灯光映在屏幕上，手边的咖啡已经凉透，论文第四稿才改到一半。这可能是许多像吴柳一样的高校青年教师的普通夜晚。

一份发表于《高校教育管理》的研究预测，我国高校教师需求将在2034年达到峰值403万人，随后进入急剧收缩期，到2044年降至239万人谷底。

这意味着从2035年至2044年，高等教育系统需要消化大约164万教师冗余。随着这一波峰波谷的起伏，无数人面临职业规划的抉择。

01 波动曲线

最新研究描绘出一幅令人关注的高等教育师资需求曲线图。未来25年，我国高校教师需求将呈现“波浪式”变化，起伏之间差值达164万人。

来源：《面向教育强国：基于学龄人口变动的高等教育师资供需预测及配置策略》

这一波动曲线背后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随着学龄人口变动，高校师资供需关系将经历短缺、过剩、再短缺的周期性挑战。

2024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约为215万人。按照预测，这一数字将在2034年增长至403万人峰值，随后下滑至2044年的239万人。

这一波动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不同学科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工学、文学和理学等学科最可能在将来出现较为严重的师资冗余。

这些学科的扩张期面临供给不足，而收缩期则容易出现明显过剩。

02 教师困境

当宏观数据与微观现实相遇，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成为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中流传着“青椒”这个既亲切又带着无奈的自称。吴柳入职湖南某高校刚满三年，学校为她划下了一道清晰的起跑线。

她需要在三年内拿下至少一个省部级项目、发表一篇核心期刊论文，同时承担每周十几课时的教学任务，并指导学生竞赛。她说：“科研不分周末，寒暑假不是休息期，而是攻坚期。”

制度设计上的“非升即走”进一步加剧了青年教师的压力。数据显示，多数高校已对新聘教师实施这一制度——聘期内未达到考核要求，就意味着离开。

考核压力之外，琐碎的行政事务也成为“青椒”们的重负。湖南一位教师坦言：“一天最多打过6次卡，这样的节奏下，专注搞科研几乎是一种奢望。”

03 全球趋势

中国的高等教育师资供需问题并非孤例。全球博士毕业生规模稳步扩大，但学术岗位供给不足已成为普遍现象。

在英国，4500多名博士毕业生中，超过三分之二在非学术界就业。这些工作的专业对口度不高，薪资也未必比硕士毕业生更具优势。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同样面临博士学位持有者向产业界转移的趋势。全球范围内，博士毕业生在高等教育领域就业比例普遍下降。

韩国又石大学ESG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池龙升指出，韩国只有大约40%的博士毕业生在大学工作，近30%新近毕业的博士生处于失业或未就业状态。

这一趋势凸显了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共同挑战：博士培养规模扩张与学术岗位增长之间的不匹配。

04 学科分流

在这场师资供需的大调整中，不同学科面临的挑战各异。文科教师可能面临更加明显的边缘化压力。

顶尖高校的文科教师们自称“大厂边缘人”。他们所在的院系就像学术“大厂”里“只花钱不挣钱”的部门，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优化”压力。

KPI越来越高，专业之间实行“末位淘汰”，年龄危机不断，这些都让好不容易“上岸”的文科教师重新被推到海浪之中。

张执一博士毕业回国找教职时，他发现文科专业的处境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综合性院校里的文科学院，像大厂里“只花钱不挣钱”的部门，难以持续获得额外拨款。

相比之下，工学、理学等学科虽然也面临过剩风险，但相关领域在产业界的就业机会更为丰富。

这些差异导致不同学科教师在职业规划上面临不同选择。

05 转型之路

面对师资需求的周期波动，高等教育系统需要寻找新的平衡点。调整博士培养模式成为关键举措。

传统博士培养偏重学术理论型模式，与产业界强调的问题导向、工程思维型模式存在脱节。不少学术界的博士培养缺乏项目管理、跨学科协作、商业沟通等关键职场软技能训练。

为适应变化，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国家已开始改革博士教育。他们让博士生在研究期间接受培训和带薪实习，推出“工业博士”等校企联合培养模式。

中国的工程博士培养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2026年1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决定授予1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博士生工程类博士学位。

清华大学也有类似案例。一位工程博士生攻克了电炉除尘灰资源化利用的行业难题，为钢铁尾渣处理提供了创新方案。

06 职业规划

对于未来的博士毕业生和高校教师求职者，面对波动的学术劳动力市场，需要更加多元的职业规划。

专业型博士的培养更强调“产教融合”，鼓励学生进入企业真实环境解决技术问题。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将学术训练视为培养综合素质的过程，而非仅为进入学术界做准备。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与多所高校合作，推广“学行交替”的培养模式。 他们在本科阶段就开始实施这一改革，为学生提供近400个学行交替工作岗位。

对于已经在高校工作的青年教师，政策层面也在进行调整。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不把人才称号作为高校评价指标”。

湖南多所高校已尝试改革。湖南文理学院不再设定教师基本教学工作量，探索教学与科研工作量“互通互认”。

在上海某高校，传统的“非升即走”已被“准聘—长聘”制取代，核心转向“先留后升”，为青年教师提供了更稳定的职业预期。

随着人工智能工具逐渐承担文献综述、数据分析和编码任务，博士毕业生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和评估社会影响等创造性工作中。